“百县前十”大粮仓变身现代产业大花园
第十二站 宝安商品粮基地
历史瞬间
上个世纪50—70年代，宝安县的“大粮仓”在哪里？答案是大沙田区。这是位于当年宝安县西部以及南部沿海地区的一片肥沃土地，指当年附城、南头、西乡、沙井、松岗等5个公社的约80000亩沙（咸）田地区。长期以来，这里，承担着全县向国家交售商品粮的重任。据史料，宝安县的粮产量按人均劳动力，在全省100多个县中排名前十位，成为远近闻名的国家商品粮基地。
昔日的边陲小镇、农业大县，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如今已经飞速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城市、一座现代产业争奇斗妍的大花园。然而，这片土地上关于“粮食的故事”，仍让我们聆听、思索……
夯实基础，为农业发展铺平道路
很多读者也许还不了解，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时期，宝安县商品粮主产区——大沙田区，一直以来都备受上级的重视与关注。
民以食为天，商品粮，在上个世纪５０－７０年代，主要是指农村社队、社场向国家交售的部分粮食，它是当时粮食征购总量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以粮为纲”的年代，商品粮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那么，当年宝安的商品粮基地集中在那里？
据记载，宝安商品粮主产区，在上世纪５０年代，主要指的是全县八区里面的一区（福永区）、二区（福田区）、四区（上南区）、五区（南头区）的部分沿海优质高产耕地群。后来，则通指附城、南头、西乡、沙井、松岗等５个公社约８００００亩沙（咸）田地区。这是一片广袤而肥沃的土地，地处珠江口东岸的宝安县西部以及南部沿海，地势低洼平坦，土质肥沃深厚，河涌水网交错纵横，田园连片不断，素有“鱼米之乡”之称。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这个商品粮主产区的建设过程中，水利工程的建设首先被提上了日程。铁岗水库，这个当年宝安县最大的一座水库，为当年解决大沙田地区灌溉用水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解放前，宝安的沙田地区，基本上没有水利设施，加上沿海堤围低矮单薄，经常受到旱涝、台风等灾害的袭击，只能插单季水稻，产量低并且不稳定，修建水利工程势在必行。
建设铁岗水库，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建议的。１９５６年秋，县委正式作出了建设铁岗水库的决定，经省委批准后，１９６５年冬正式兴建，时任县委副书记的朱德全任工程总指挥，集中了全县上万个劳动力，经过一个冬春的奋战，基本建成了铁岗水库。此外，从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０年，宝安县先后还兴建了罗田、石岩等水库以及一批小型骨干工程，控制了西乡河大部分、茅洲河以及南头河三分之一以上的集雨面积，有效库容在１．５立方米以上，使得近２０万亩农田基本上得到了灌溉用水的保证，７万多亩沙田实现了单造改双造。
１９６２年开始，宝安县委开设了大规模修建江海堤围，大大提高了防御潮水、台风等袭击能力，加上大力发展机电排灌、平整土地，到７０年代基本控制了旱涝灾害，为建设高产稳定的商品粮基地打下了水利基础。
扎根基层，让干部群众齐心协力
随着水利条件的不断改善，宝安沙田区出现了历史性的两个改变：一个是单造改双造面积不断增加；二是单造咸田面积不断缩小。土地变好，基础建设不断改善，这些都为沙田区产粮奠定了基础。各级领导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又不断为这里注入活力。
在商品粮基地的建设期间，除了扎根基层的宝安县干部之外，各级领导也经常深入到基层社队，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倾听群众意见，动员组织群众生产。老宝安县农业干部杨京元，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在此期间，光他陪同省和地（专）区各级领导下乡调研指导工作，就有十几次。
每当自然灾害来袭，干部就站在抗灾的第一线。１９７１年１０月初，沙田地区继三次台风袭击后，又迎来了３０多年来仅见的大海潮，前后持续三日，导致几十个大队的农田水稻受到海水侵袭，造成重大损失，县里两次发出紧急通知，各工作组分头下基层，组织机关干部和基层群众一道抢险。
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宝安商品粮基地农业生产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到了１９７１年，５个沙田区公社的粮、油、糖、猪等主要农业生产项目的生产、分配、交售总量比重增幅，以及社员的收入水平等，已经以极大的优势，占据前县的前列。以１９７１年为例，沙田区公社每个劳动力平均向国家提供商品粮８４０公斤，比全县的平均水平５９７公斤多出２４３公斤。
脱胎换骨，走现代农业振兴之路
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宝安县委县政府曾两次写报告给惠阳专署和省政府，建议调减宝安粮食任务，用以建设供港鲜活食品的外贸生产基地，到了１９７８年４月才正式批准，以此为契机，宝安县采取公司、示范基地、社队集体种养场、专业户结合的方式，成立了养鸡公司、畜牧公司、水产养殖和水果公司等，向香港供应各类食品，宝安的农业从之前的以粮为纲逐步向多种经营的方式发展。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以后，深圳所处的地位决定农业不可能“小打小闹”，必须高档次、上规模，走农业企业化、产业化、集约化的道路。深圳农业集约化生产经营最早出现在养鸡领域，经济特区成立后，深圳养鸡业开创了“对外引进”的先河。１９８０年与香港鸡商合资，创办了深圳经济特区第一个农业合资企业——“百好坑”鸡场。紧接着，一大批商品肉鸡专业户、集体肉鸡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规模不等，大小不一。小场养鸡５万只，大场养鸡４０万只。深圳市政府还作出决定，由４家企业，统管全市养鸡业的生产与经营，解决农民解决不了的困难与问题，扶持养鸡业健康发展。
今天，深圳农业早已经“脱胎换骨”，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之路，一批大型企业集团主动介入农业领域，率先把现代企业的管理运作方式带到农业生产中去，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具有全方位服务功能和中长期投资能力的大型企业，联系众多农户，结成优势互补的利益共同体，同时，企业又能发挥产、供、销一条龙的优势，使农业的发展更快地适应市场经济，能极大地解放生产力，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
人物/方苞
“赤脚书记”，
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本报记者 金涌 叶志卫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干部讲作风，更要讲科学，尊重自然规律、市场规律。唯有这样，才能科学发展，跟上时代的步伐。
方苞老人的寓所面向荔枝公园的湖水、秀林、游人，推窗见景。
７８岁的他一头银丝，面色红润，笑声爽朗。方老拍着自己的腰板说，“年轻人想不到吧，当年我这个县委书记，一肩挑起百多斤担，半天下来不喘气。还有这双脚习惯了，卷起裤腿不穿鞋，光着脚丫走田埂，‘赤脚书记’就这么来的。”
早在上世纪５０年代中期，身为东莞县委副书记的方苞，就带队参加宝安县的“四清”工作，１９６６年１１月担任宝安县委代理书记，“文革”中有５年靠边站、挨批斗。１９７１年１１月恢复工作，先后担任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深圳市委副书记、书记、常委兼宝安县委书记。再后来，担任珠海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方苞回忆说，“民以食为天，在那个以粮为纲的年代里，宝安县农业学大寨，大力兴建商品粮基地，县委的中心工作，就是千方百计保证粮食生产，解决群众的温饱，同时为国家做贡献。”
宝安是农业大县，人口３０来万，典型的人少田多，几次“逃港”风潮卷走了大量青壮劳力。全县农田总面积７０多万亩，东片田瘦，西片地肥，一年种两季稻，另外间种花生。在当时，宝安县的粮产量按人均劳动力，在全省１００多个县中排名前十位。
“粮食任务相当重，每年除了上交一亿多斤的商品粮，还要上调６０００多万斤大米，满足城镇商品粮人口以及香港地区的调拨。那时候的农业机械化程度相当低，基本上是人挑肩扛，辛苦程度可想而知。”如何发扬艰苦奋斗作风，县委号召各级干部下到最基层，落实“一二三”，即一年里，县委书记劳动１００天，公社书记２００天，大队书记３００天，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
方苞告诉我们，当时县委机关几乎空了，领导带着党员干部下到社队，一抓粮食生产，二抓反偷渡，还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一直抓到１９７９年深圳市成立。他除了参加县委会议、重要接待、三防工作外，基本猫在了挂点生产队，那年头的干部作风，两个字：扎实。
往事点点滴滴，方苞如数家珍。
第一年，１９７４年７月，在松岗公社东方大队，吃饭在文灿家，住在生产队的肥料仓库；第二年，１９７５年８月，在坪山公社沙坣大队，吃和住在陈天送家，床就搭在堂屋里；第三年，１９７６年８月，在龙岗公社南联大队，住杰叔家……
“如今多少年过去了，我仍然和这些挂点地方保持有联系，不时会去走走看看，虽然一些人过世了，但是当年的干群关系，仍让我十分怀念。”方苞特别提及，一种当年干部下乡蹲点时流行的“水陆鞋”，材料是破旧汽车轮胎，按脚尺寸裁量好，扎个洞拿麻绳串起来，露出脚丫子，便是“水陆两用”的凉鞋了。
“１９７３年宝安闹过一场虫灾，每亩损失几十斤，看着灌浆的稻子打了水漂漂，我和农民的心一样痛呀，为什么，因为大家的汗水流在一起了。”方苞说得很动情。
话锋一转，方苞谈到在沙井、福永、松岗、西乡社队调查时，听到干部反映，西部沿海几万亩沙田，过去因地制宜，低洼咸田，一造粮食一造鱼虾，粮食满仓，鱼虾满围，鱼虾售价高，收入多。现在改为双季稻之后，粮食任务连年加重，劳动强度增大了，增产却减收。全县粮食任务从９０万担增加到１１３万担，增幅达２０％，全县不足１０万个劳动力，每个劳动力负担公余粮任务超过了千斤。
“对基层反映上来的问题，县委高度重视，我们一方面，要求上级调减粮食种植计划和公余粮任务，另一方面，恢复了基围田养鱼虾的传统，来减轻农民的负担。”方苞说，那时候举一反三，干部就开始意识到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是我们共产党人追求的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贫穷这道坎迈不过去，老百姓就不会真心拥护你，跟着你走下去。于是，随着以粮为纲逐渐淡化，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的课题，摆在了县委班子面前。
上世纪８０年代末，水果发展公司扶持社队兴办千亩、万株荔枝园，双方签订合同：果场新种一株荔枝，公司第一年给予种苗、肥料、打穴费用２元，以后每年给２元管理费，连续给５年，结果时果场以鲜果折价偿还；水果发展公司与养鸡公司联合，在千亩(或万株)荔枝园附近建５万至１０万只鸡场，鸡粪作为荔枝肥料，节约成本，鸡场增加收入，水果提高品位。
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０年６月，农民纷纷垦荒办起百亩、千株，或十亩、百株小荔枝场。到深圳建市之前，全县新种荔枝８．７６万亩，年产荔枝１０７１吨，赶上丰产好价钱，种荔枝的农户收入几万元。此外，水产公司、社队与外商联营，外商投资买推土机挖鱼塘，使塘鱼生产从６０００亩扩大到７万亩，水产公司与畜牧公司联合，连片几千亩鱼塘配套千头猪场，用猪粪作塘鱼饲料。
南头、沙井发展网箱吊养蚝，大鹏、南澳发展网箱养鱼。蔬菜公司扶持社队扩大蔬菜种植，从７０００亩发展到７万亩，种养业使大批专业户很快富裕起来，从万元户上升到十万元户，二、三十万元户也逐年增多……
方苞娓娓道来。“公明楼村，历史上是个老大难，六七千亩的山坡闲地丢荒太可惜。我带着专家调查后，鼓励农民种荔枝，投资小，见效快，县里拿出政策扶持：苗种上门不要钱，拖拉机平整地块免费；一棵荔枝补助２元，一个劳动力８００棵，就是１６００元。你们知道，那时农民一年分红才１４０块呀。”
“荔枝种起来后，楼村漫山遍野３００００多棵，出口香港市场供不应求，价格跟着水涨船高，种荔枝可让楼村发财了，出名了。到２００５年，特区外农村城市化时，政府征用楼村的荔枝地，户均补偿几百万元，最多一户超过了１２００多万元！”
凭窗远眺，触景生情。方苞仿佛回到了荔枝飘香的楼村大花园：“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干部讲作风，更要讲科学，尊重自然规律、市场规律。唯有这样，才能科学发展，跟上时代的步伐。”
人物/２
黄国祥
翻身大队，种粮食脱贫一跃成标兵
本报记者 叶志卫 金涌
回忆起当年在宝安县搞农业建设，今年７７岁、当年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黄国祥的一个深刻感触就是：“苦，当年就是苦。”
他说，“１９７０年，在任宝安县委副书记期间，我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农村基层度过。县里实行三三制，即三分之一的干部，每年要有三个月下农村，我分管农业，下农村的时间更多。”
１９７１年，农业学大寨期间，黄国祥到西乡公社翻身大队蹲点。该大队属于土地多、劳动力少，劳动强度大的大队，人口多为广州、顺德和东莞的外来人口，他们边打鱼边种田，住草棚、破船，生活条件比较苦。“农忙时节，每天到了凌晨３点钟就要起来拔秧，黑乎乎的都看不到，只能摸黑拔秧。到了早上６点就要开始下田插秧，一直要忙到下午的六七点才行，每天在田里的时间都是十几个小时。”黄国祥说。
“当年下队提出的口号是苦干、实干加巧干。除了艰苦奋斗的作风外，我们还经常关注农业技术，比如肥料、种子、水利、土质、虫害等等。”黄国祥说，翻身大队农业学大寨很快就取得了成效，以粮为纲、多种经营的方针，使粮食产量得到了大大提高，副食品也得到了增收。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大改善，干劲也足了。
“当时，群众有歌谣是这样唱的：家有大围谷，走路两个辘，三鸟鱼虾足，全托毛主席的福。”黄国祥开心地回忆。“翻身大队学大寨，学了大寨大翻身”的经验和事迹，还被选送到广东省学大寨展览馆进行展览宣传，成为全省的学习标兵。
“我这双脚啊，当年是上山下海跑田埂。”黄国祥笑呵呵地说，“上山”指的是搞林业，“下海”是指搞渔业，“跑田埂”指的是搞农业。这个当年的县委副书记，一直到了１９８２年，担任深圳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兼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要接待华侨和外商，才有了穿皮鞋西装的待遇。
我们正聊着的时候，黄国祥的老伴谢玉桥在一旁说，“当年他很艰苦，驻队、在公社工作、开会，很少在家里，家里的情况，他也很少理会的。”两人有４个小孩，小孩出世时，黄国祥都没有在家。
“别人家生孩子，我还帮过忙呢。”黄国祥笑着说。原来当年在基层和群众“三同”时，有一次碰到一个“三同户”家的孩子要出世，丈夫外出买牛没有回来，黄国祥知道后，马上叫来接生员来帮助接生，自己赶紧帮忙烧水。后来，产妇顺利产下了一名男孩，村民都非常高兴，纷纷请黄国祥这个书记伯伯给孩子起名。
回眸
讲作风，更讲科学
本报记者 金涌 叶志卫
早在１９７７年秋，方苞前往每年上调粮食任务很重的沙田地区，听到基层干部反映：过去，因地制宜，一造粮食一造鱼虾，粮食满仓，鱼虾满围；现在，背离科学，强把低洼咸田改种双季水稻，粮食虽有所增加，鱼虾却大量减少，收入降低，百姓贫困，因而也引发了屡禁不绝的“逃港”问题。
这一质疑，让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深深震动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光有作风和劲头行不行？
从大沙田地区的实际出发，及时调整和改革耕作制度，把“文革”期间新增的粮食征购任务酌减，恢复基围一造种水稻，一造养鱼虾，既稳定农村人心，又煞住“外逃风”，何乐不为！
方苞说，“看到水稻成熟了无人收割，落在田里出芽，我的心和农民一样痛。”
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汗水流在了一起。
是啊，干部下基层，打赤脚，穿“水陆鞋”，拉近干群关系，固然值得肯定。但是，如果偏离、远离，甚至脱离了实事求是的轨道，不按科学规律办事，只能是吃亏不讨好，适得其反，群众不满意，后果很严重。
所以，在深圳建市前后，方苞在自己的岗位上，开始总结经验教训，以科学的态度、务实的作风，结合宝安县情，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举办经济特区的方针、政策，并在具体工作中勇于探索，积极实践。包括恢复过境耕作和小额贸易、在宝安农村普遍推行联产承包到户的体制，把“以粮为纲”的农业生产方针调整为“为特区服务，为出口服务，为城市人民服务”。
如此“三管齐下”，形势转变之快、之好，出乎意料之外。
采访中了解到，１９８１年，宝安农村人心稳定了，持续多年的外流风刹住了，已经在香港定居的部分人回乡定居了，而特区农村，也开始出现一批万元户、万元户村，以及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的“小洋楼”。
无疑，这是经济特区大风唱响的前奏。
宝安商品粮生产基地一瞥。（资料图片）
当年，方苞和农民一起收割稻谷。 (资料图片)
方苞深情讲述。 本报记者 吴铠峰 摄
方苞向本报记者回忆当年农业发展的点点滴滴。本报记者吴铠峰 摄
回首往事，黄国祥历历在目。 本报记者 张耀波摄
本报记者 叶志卫 金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