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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冢无碑,掩埋着一段血写的历史



  作者:
霍达
  来源:转载
 

《义冢无碑,掩埋着一段血写的历史 》  ——作者 霍达

    当我又一次来到锦田,正是春末夏初的清明时节,漫山遍野开满了黄白的花。那时一种高大的乔木,墨绿色的叶子类似椿树,枝端缀着繁盛的花穗,花朵细小如米兰,黄白相间,密密麻麻,锦田平原和周围的山上长满了这种树,白茫茫一望无际。我问当地人:“这是什么树?”回答是:“唔知呀。”问了许多人,都说不知道,他们大约是司空见惯了,并不去追究树木的名称,而在我这个远方来客的眼中和心中,那黄白的花却具有极强烈的象征意味,尤其是在这清明时节。
我从吉庆围往北,沿着锦田五围六村之间的小路前行两公里许,出了水尾村,进入逢吉乡,便到了鸡公山下。这里是锦田平原的北端,山下一片开阔地,竹林、农舍、菜田,一株古老的榕树,盘根错节,丝丝缕缕的气根从茂密的枝干间垂向大地。穿过浓密的树荫,我寻访的目的地到了。
    这是一座硕大的坟墓,占地数十平方米,墓身呈平缓的坡形,以水泥覆顶,正面砌以屏风式石壁,本也是粤地常见的墓葬形式。而不寻常之处在于,这座坟墓并没有记载墓主姓名和事迹的碑刻,正中的墓门部位,上方镌一“万”字图案,下嵌一长方形石碑,刻有“义冢”二字;旁有一联:“早达三摩地,高超六欲天”;两翼横题“西方极乐”四字、这些带有佛教意味的文字,极易使人产生错觉,以为坟墓中埋葬的是什么高僧或者笃信如来的善男信女。其实不然,这座坟墓和佛教没有任何关系,“错觉”是修墓人故意制造的,以隐蔽事实真象,因为,在这一抔黄土下面,掩埋着一段血写的历史……
    十九世纪末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列强瓜分中国之势已成,大英帝国趁机谋求香港“拓界”,经过长达两个月的谈判,胁迫清朝政府于1898年6月9日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广东新安县三分之二的土地,租期九十九年。这是继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南京条约》、1860年10月24日签订的《北京条约》之后,中、英之间关于香港的第三个不平等条约,英国侵吞中国领土香港的“三部曲”终于宣告完成,于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界限街”之北又增加了一块“New Territories”——“新租借地”,简称“新界”,土地面积由此扩展了十一倍,水域扩展了四五十倍。
    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海盗行径和清朝政府的软弱无能,激起了新安县人民的强烈义愤,邓、文、廖、彭、侯五大家族联合十万乡民发起抗英保土的武装斗争,并且得到了深圳、东莞、惠州等地民间社团的支持,在1899年4月港英接管“新界”前后,他们与英国军队、警察展开了殊死搏斗,先后两战大埔,再战林村谷、上村石头围,最后据守锦田吉庆围,与敌血战到底。围破之时,英军大肆“屠城”,无数抗英志士为守尽最后一寸国土献出了热血与生命,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不甘受辱、宁死不屈的慷慨悲歌。中国人民历来富于抵御外侮的光荣传统,但是,与戚继光抗倭、郑成功收复台湾、三元里抗英斗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有所不同的是,“新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在两国已经正式签订拓界《专条》和《合同》之后进行的,他们已经失去了祖国,成为大清国的“遗民”,不但得不到清朝政府和军队的支持,反而还受到官方告示的威胁和官军弹压的危险,他们的行动在中、英两方面都是“非法”的,而且,以胼手胝足的农夫,落后、原始的武器,去对付拥有先进武器装备、训练有素的大英皇家军队和警察,其结局必败无疑。然而他们知其不时为而为之,宁做华夏之鬼,不做英夷之民,其英勇悲壮可谓前无古人!他们捐躯之日,“新界”已经飘扬着“米”字旗,笼罩在殖民主义血腥恐怖之中,港英当局大肆搜捕抗英领袖,没收他们的财产,查抄抗英指挥部,盘查、传唤、逼供、处罚村民,强迫他们递交“归顺”请愿书,幸存的抗英志士和他们的家属不得不逃亡内地,有家难归。死难者的遗体则由乡亲们肉葬在鸡公山下,血肉之躯和着那血染的黄士,堆成一座硕大的土坟,直到三十五年后,才执骨修建了这座“义冢”,鞘币咽嵌?BR>纪三十年代了。为了避免港英当局的追查和迫害,这座“义冢”没有树立墓碑,而实际上,墓中到底埋葬着多少位抗英烈士,也已经难以确切统计了,他们不屈的英灵默默地长眠地下,隐姓埋名,等待着国土回归、日月重光的那一天,从他们捐躯之日算起,将要等待九十八年,才到租约期满,那一天是1997年6月30日。
    我从北京远道而来,拜谒鸡公山下这座无名烈士的义冢,凭吊这些为国捐躯的英灵。义冢无碑,英灵无言,我向他们三鞠躬,默默地,默默地……
我一次一次从港岛穿越海底隧道,登上九龙半岛,翻越大帽山,从吐露港到大埔墟,从林村谷到石头围,从锦田到屏山、厦村,沿着他们当年走过的路,辨认他们战斗的足迹,查询他们的姓名。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九十多年的时间在历史老人眼中只不过昨日之事,而在人间却显得十分遥远了,那一场血肉之躯的激烈搏斗,那一群宁死不屈的中国人,长眠在地下,被埋没得太久了,要清晰地认以他们,已经十分困难了。
    在吉庆围西门前方不远,路旁有一座“友邻堂”,经常关闭着大门,不知底蕴的人很难想象它是作什么用的。此堂原名“英雄祠”,供奉着黑白两色木牌,代表当年英军屠围时死难的邓姓与外姓抗英烈士。“英雄祠”后来修缮一新,却改了名字叫“友邻堂”,其中的衷曲自然也无须解释,在港英统治之下的香港,纪念抗英烈士只能用这种“地下”或“半地下”的方式。我试图从牌位上找到我心中默念着的名字,但是没有找到,牺牲的人太多了,而留下姓名的又太少了!
我从锦田来到元朗旧墟,寻找当年抗英总指挥部“太平公局”的遗址,它早已不存在了,我只根据有关线索,找到了位于公局后门的那棵大榕树,据当地人说,它也已经不是原物,当年的老榕树被台风摧毁,现在的这棵是在原址补种的。如今老干龙钟,枝叶葱宠,树冠直径数文,也颇具规模,睹物思史,聊作纪念吧!
    与当年抗英斗争有关的文物,保存最为完好的当属锦田的“清乐邓公祠”、厦村的邓氏宗祠“友恭堂”、屏山的邓氏宗祠,因为这些建筑都是宗族祭祀场所而得以保存下来,并且不断修葺,至今仍呈现完整的面貌。觐廷书室当年曾是太平公局首领们进行抗英斗争的参谋部,屏山失陷后,又成为英军的指挥部,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被港英“手下留情”而未被摧毁。1993年,包括觐廷书室在内的“屏山文物径”正式开放,古塔聚星楼、上璋围、侯王庙、五桂堂、邓氏宗祠、愈乔二公词、若虚书室、洪圣宫、述卿书室等修葺一新的古典建筑迤逦一公里,移步换景,令中外游客大开眼界。末代港督彭定康从港岛中环总督府远道驱车赶来,亲自主持了开幕仪式并剪彩,为这一民间活动增添了政治色彩,似乎要给人造成一个强烈的印象:港英政府是如何珍视香港的文物古迹,如何尊重华人传统文化,如何热心公益,与民同乐,然而,表面的热热闹闹却难以掩盖残酷的事实。
    就在这条文物径的尽头,六百年古塔聚星楼的近旁,有一座硬山式老屋,已经十分破旧了,粉墙斑斑驳驳,门前堆满垃圾杂物,长着齐腰深的荒草,与修葺一新的聚星楼极不协调。它显然不在供人参观的“文物径”之内。出于寻访历史的好奇,我走近了这座已经废弃的三开间老屋,端详着檐下残存的木雕、壁画和花岗岩雕成的门框,门媚上浮雕着“达德公所”四个楷书大字,不知是什么意思。这房子比我脚下的地面要低很多,像是“入土半截”,显然是出于某种原因,房前的地面垫高了,老屋不能随之拔高,仍然屈居于原来的地基,便如同陷进了深坑。我探头往门内看去,不觉又吃了一惊,原来这老屋不但“入土半截”,而且还存着半截水,黑黝黝微波不起,那是一潭死水,仿佛是一座水牢,令人毛骨悚然。
    紧靠“达德公所”的右侧,相连又是一座同样风格的老屋,但山墙比它低了尺许,并且幅宽也小得多,仅仅一开间。门框也是以花岗岩雕成,门媚上浮雕着三个大字:“英勇祠”。与“达德公所”一样,它里面也积了半截死水。
    这两座老屋使我大惑不解:此“所”是个什么机构?此“祠”又是祭祖何人?又为什么废弃破败如此呢?
    屏山邓氏宗祠“一体堂”司理、七十三岁的邓圣时老人以徐缓低沉的声调,回答了我的疑问,揭开了那尘封的历史……
屏山文物径近旁,当年曾经有一条屏山河,发源于洪水山,自南向北,蜿蜒曲折,流经三围六村,汇入深圳湾,聚星楼前便是入海口,港阔水深,载重木船可以驶进桥头围的拱桥,建筑祠堂、书室的石柱、石梁都是从水路运来。“门环碧水观龙跃,地枕屏山听鹿鸣”,青山古围、小桥流水、渔歌帆影,绘就一派旖旎幽雅的田园风光。屏山河不仅是天然的泄洪河道,两岸村民的生活废水经过池塘的沉淀,澄清后也流入河道。池塘夏季养鱼,冬季塘涸,又可取泥肥田。按照现代环保理论,屏山先民们这一“制天而用之”的良性循环系统倒是十分科学,立村八百年来,即使盛夏豪雨,山洪暴发,也调节自如,从未发生水浸灾害。

    屏山由于地理环境优越,水陆交通便利,成为附近一带乡村的中心,从深水涉沿西部海岸到后海湾,再加上腹地八乡一带,共39个自然村落组成一个“约”,名为“达德约”,办公地点设在屏山,称为“达德公所”,也就是我所见到的这座老屋。就在1899年港英武装接管“新界”之时,达德约39村的乡民联合起来,募集款项,购买枪支弹药,组织青壮男丁,抗击侵略者,遭到港英军队和警察的残酷镇压,许多抗英志士流血牺牲。
    国恨家仇埋藏在心底,屏山人集资修葺“达德公所”,为抗英义士刻石立碑,一一记下烈士、烈妇的英名;又在近旁兴建“英勇祠”,配享祭祀,让子子孙孙永远不要忘记那血写的历史。
“达德公所”和“英勇词”刺痛了港英政府的神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港府将毗邻屏山的天水围辟为新市镇,乘此机会,借口“市政建设需要”,下令填平了屏山河,周围的农田也垫高五六米,建起一片高楼。从此,屏山三围六村的天然排水系统遭到彻底破坏,山洪、雨水和生活废水无以排放,地势低凹的“达德公所”和“英勇祠”惨遭水淹,虽用一台水泵终年抽水,也无济于事,屋内污水深达数尺,一面后墙已被腐蚀损毁,整个建筑也岌岌可危!
    百年岁月在我眼前重现。怀着沉重的心情注目那一潭死水的深处,抗英义士纪念碑依稀可见,上方一块横匾镌刻着四个金色大字:“忠义留芳”。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魂竟被浸泡在污水之中,激愤的热泪模糊了我的双眼!在文物荟萃的屏山,历尽劫难百年不倒的老屋“达德公所”和“英勇词”,“忠义留芳”的抗英义士纪念碑,无疑是最具历史意义的文物,却不但被港英排除在“文物径”之外,而且处心积虑,必欲将之淹垮、摧毁而后快,以销毁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证。然而,血写的历史,水冲得掉吗?    这块纪念碑是1939年重修“达德公所”时刊立的,上面记载着的烈士、烈妇姓名,屏山乡八十一人,横洲乡三十三人,沙江乡十八人,长莆乡一人,下岸乡三人,鞍岗乡一人,上村乡四人,元岗乡四人,台山乡五人,鳌磡乡六人,山下乡五人,管乙乡五人,怀德乡三人,锦田乡一人,西路囗家三人,共一百七十三人,姓氏包括邓、林、陶、苏、李、蔡、黄、梁、杨、洪、薛、郑、冯、庄、陈、曾、关、何、胡、莫、彭、简、黎、骆、张、程、房、许共二十八姓,以邓姓最多。其中有些烈士姓氏不详,仅录下“阿英”、“阿珠”这样的乳名,有些烈妇连个正式名字也没有,如“邓门梁氏”、“苏门黄氏”等等,这是当时对已婚妇女的习惯称呼,而“兴娇林姑”、“连喜蔡姑”、“群妹黄姑”则是一些年轻姑娘的名字,死难时尚未出嫁,还保留着娘家的姓氏。每一个名字代表着一个鲜活的生命,当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强占他们的家园之时,这些农夫、农妇、农女拿起火铳、大刀、长矛甚至菜刀,与称霸世界的英国殖民军血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乡民们的抵抗运动终归于失败,英军占领了屏山,随即在乡民们视为“风水宝地”的屏山岭修建了两座建筑:警署和理民府,居高临下,虎视眈眈,威慑着被“征服”的百姓。那警署的红色瓦顶令乡民们触目惊心,强盗横行,豺狼入室,屏山的“风水”被破坏殆尽!邓圣时老人和我一起站在他所居住的四层楼阳台上,注视着那如巨石压顶的警署,对我说:“这块巨石,已经在屏山人心上压了将近百年。要说是风水,它就是风水;要说是心理,它就是心理;要说是政治,它就是政治;而说到用途,它是和我们为敌的,用来镇压我们的。这是我们屏山立村八百年来最大的耻辱!”老人把话说尽了,显然他并不十分笃信“风水”,而对当年那场流血斗争进行了深层的剖析:心理、政治、军事,说到底,是一个国家侵略另一个主权国家,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酷爱和平的民族,强权政治、海盗手段,完全违背国际公理、人类道义,它又怎么能真正把中国人“征服”呢?屏山岭下,“英勇词”中,那“忠义留芳”纪念碑上一个个血写的姓名便是最好的证明!
当我从邓圣时老人手中接过纪念碑碑文的复制件,如获至宝,急切地拜读那被岁月湮没的姓名。我以为,这就是从大埔之战到吉庆围之战全部死难烈士的名单,就是鸡公山下的“义家”所掩埋的血肉之躯的名单。但是我错了,碑上只有一百七十三个名字,而在“新界”保卫战中牺牲的烈士、烈妇的数目则数十、数百倍于此也不止,英勇词中祭祀的死难者只不过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连姓名也没有留下来,青山处处埋忠骨,与这片浸透鲜血的热土共存了。

[作者简介:霍达,著名作家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民族委员会委员,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文联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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