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龙关举义旗翻开历史新一页

第三站 九龙海关

  历史瞬间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１日，九龙关起义员工１１３４人见证了五星红旗徐徐升起在海关上空，高高飘扬。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接管九龙关，行使海关权力，并将九龙关改名为“九龙海关”。自此，结束了６０多年一直由英帝国主义把持九龙关的屈辱历史。

  解密

  １

  九龙关护产起义，看似一段不动声色的历史，其实暗流涌动——

  桂庙支关武力抵抗挫败敌人阴谋

  １９４８年，地下党员、关员林大琪、李国安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关内通过串连、组织读书和座谈活动，团结一些爱国进步的关员，为“保护海关财产，迎接解放”做准备。九龙关地理环境特殊，海关财产全在香港，要很好地保护，比较复杂。但在我党的指挥下，九龙关护产小组抓住了一个特殊的机会，机智斗争，极好地保护了财产，迎来了解放。

  在海关陈列馆的九龙关护产起义展示厅，记录了当年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展示厅的墙上，有两幅油画。一幅表现的是，地下党成员和起义关员一起秘密商量起义事宜。而史实是，１９４９年２月，地下党在九龙关成立护产小组，成员１０多人，分布在九龙关内、外勤各个部门工作，主要的目的是要保全沙深宝边境各关和私货仓以及香港总关、港九三支关的一切财产。

  当年的护产小组成员黄昌燮是九龙关二等监察长，在华员中职务较高，认识的人较多，为人正派，是小组的主要骨干和开展工作的理想人物，组内一些具体任务多通过他去执行。黄昌燮在回忆文章上说，其实，早在１９２４年，他就和护产小组的负责人林大琪，同在海关税专外勤班学习，结为好友，两人先后调入九龙关，他早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员，彼此心照不宣。

  １９４９年８月，林大琪离港赴京参加筹备海关总署，将小组交给李国安负责。离港之前，林大琪和黄昌燮在浅水湾做了一整天的密谈。这段密谈，黄昌燮记忆深刻：离开的时候，林大琪问黄昌燮：你干小组工作，你的爱人知道么？黄昌燮回答说，这事我绝对不能让妻子知道，以免对方不同意，甚至是泄密。谈到这里，林大琪站了起来，紧紧握住黄昌燮的手，彼此双目注视近一分钟，“此种诚恳真情，真是‘万言总在无言中’。”

  为了给起义作准备，黄昌燮利用自己的身份，暗中查清了九龙关的财产。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初，一个变故让护产小组觉得机会到了，这时，白石洲支关关警因应变费问题，扣留了九龙关常务税务司史铎。常务副税务司沈世坤和总监察长（英国人）找到了黄昌燮，要求他设法让史铎获释。

  “机会太好了。”黄昌燮心头一跳。他想，如果我们能够利用史铎释放的条件，换取海关财产不给盗走，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他向组长李国安表达了这种想法，对方同意了，并且马上和地下党取得联系，很快，在当地游击队的策应下，史铎安全获释了。

  接下来，是在海关陈列馆护产起义展示厅表现的故事，这副油画表现的是，共产党员和起义小组一起，和当时的九龙关英籍主管在谈判。史料记载，１０月１４日下午，黄昌燮联系九龙关税务司经蔚斐，与我党方面的代表黄作梅谈判，当晚就口头定下８条投诚协定，保证起义人员生命安全、九龙关内的财产和文件档案不能转移等等。

  谈判很顺利，但保护海关财产则经过了斗争。１５日晚上突生变故，经蔚斐突然接到大铲支关的急电：国民党军队要把大铲支关的缉私艇强行拖走，护关小组采取缓兵之计，终于将船艇开回香港；不久，国民党部队经南头往海上逃跑时，企图把桂庙支关的武器、财产劫走，但支关接到了起义命令，进行武力抵抗，对方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１０月１９日，深圳解放，沙深宝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有了护产小组之前的努力，１０月２１日，军管会顺利接管了缉私总部，总部和边境各支关同时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当日，经蔚斐在香港也立即通电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宣告断绝与台湾海关总税务司署的关系，接受新中国海关总署的领导，保护好全部资金和海关财产。同时召集在港海关员工开会，宣读给北京的电文，至此，九龙关已回到了人民手中，包括舰艇、机枪在内的大量财产得以完好保存。

  解密

  ２

  从九龙关起义到华南缉私舰队回到广州，经历了漫长的８个多月，期间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舰艇突然回航敌机扑了个空

  特务猖狂，起义舰艇成员生命遭威胁，国民党特务还投来“糖衣炮弹”，企图引诱舰艇成员把舰艇交给国民党海军……但是，他们不顾威胁，拒绝诱惑，提前一天突然回航，安全回到了广州，让企图拦截的国民党飞机扑了个空。

  根据史料记载，九龙关被接管后，原华南缉私舰艇还有２７艘舰艇留在香港，１９５０年６月１５日，留港的２７艘缉私舰艇从香港启程，冲破国民党军舰的封锁，两天后安全抵达广州。

  从九龙关起义到起义舰艇回到广州，这之间经历了８个月的漫长时间。这期间发生了怎么样的事件？通过仔细查找史料，终于，在时任九龙关“海康”缉私艇舰长何炳材的回忆文章里面，找到了一些答案。

  这段时间，正是香港经历的一段黑暗时期：特务猖狂，爱国人士被暗杀的事件时有发生。九龙关起义后，国民党早就对这批舰艇垂涎欲滴。何炳材是当时华南缉私舰队唯一的华人舰长，九龙关起义后不久，英籍队长辞职，委任他为华南舰队的代理队长，第二天，香港的报刊就登载，“英籍队长马劳伯辞职返英，由投共舰长何炳材接任队长职……”何炳材身份暴露，生命受到威胁。

  不仅如此，国民党还向他发射了“糖衣炮弹”。国民党驻香港的特务头子郑某委托他的老同学徐某找到了他，要求同他们合作，以试车为名将舰艇驶出鲤鱼门外，然后将舰艇交给国民党海军，事成之后，他将获得２７万美元的“报酬”。结果，遭到了他的严词拒绝。

  １９５０年６月，人民海军急需舰艇，由广州支前指挥部派代表去香港，会同九龙关护产小组的负责人李国安和黄昌燮等人一同在队长室找到何炳材，决定在一个星期内把舰艇开回广州。当时，万山群岛一带还没有解放，珠江口还被国民党海军封锁，困难不少。

  何炳材决定冒着危险回去，不料消息走漏，香港的报刊登载：“九龙关缉私舰艇突然准备开航，不日驶回广州……”计划泄露，开航非常危险，但回航已经是箭在弦上了。这时，特务头子郑某又打来电话，询问是否有此事，何炳材极力否认，并且召集来记者，指责他们捕风捉影，要求立即登报更正道歉，施行缓兵之计。

  另一方面，何炳材决定提前启航，在短短三天内，秘密把舰队航前的工作全部做妥，在１９５０年６月１５日黄昏前列队驶出急水门，开往广州。而根据黄昌燮的回忆，１７日早晨，舰队抵达了广州沙面，列成长龙下锚，“每艘头桅及船尾皆挂出了全新国旗，实在是壮观，引起了两岸群众欢腾。”黄昌燮回忆说。

  而在当天下午，国民党的飞机盘旋于内伶仃、虎门一带上空，企图拦截炸掉我舰队，不料，舰队已经提前一天回到了广州，飞机扑了个空，只好悻悻地飞走了。

  九龙关的历史就是一部旧中国的屈辱史

  若选取当时史料，不过寥寥几笔就勾勒出晚清时期的九龙关（１８８７年－１９１１年）的出生史：海关主权丧失，洋关出现，税务司制度开始实施。为征收鸦片关税和打击鸦片走私，清政府与港英当局谈判，设立“九龙关”。九龙关的成长经历极其跌宕。今天描述起来，就是一部旧中国的屈辱史。

  １８４０年，英国以中国政府禁烟破坏通商为借口，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香港岛被割让，国家主权逐步丧失。１８８７年４月２日，清政府在北九龙地区设立由总税务司管辖的九龙关。１８９８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九龙半岛及附近海域租借英方。九龙关除总关与深水埗鸦片检征站留港外，其余关卡后撤，在新划定的边界上先后设立了１３个关卡。１８９９年１０月，九龙关改名“九龙新关”，建关初期的主要业务是征收鸦片税厘和打击鸦片走私。

  九龙关从建立之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６２年间，共任命６６任税务司和代理税务司。

  由于九龙关所处地理环境特殊，因此与其他口岸海关不同，并未包揽海务、港务、航运、检疫、邮政等事物，但兼办了代管灯塔航标、代中国外事部门签发出国护照、代地方政府签发出入船牌照等事务。

  ６０年前护产起义后更名九龙海关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深圳解放时止，九龙关设在香港地区的机构有总关和下属关卡４处，设在港深边境则有沙头角、莲塘、文锦渡、罗湖、沙头、白石洲、桂庙、蛇口以及位于海上的三门岛、大铲（在停泊海上的趸船上办公）等关卡１０多处。

  随着１９４９年全国解放的步伐临近，活跃在九龙关的一批中共地下党员，通过组织读书和座谈，团结爱国进步的关员，为“保护关产，迎接解放”做准备。１９４９年２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地下党在九龙关成立护产小组，成员１０多个人，分布在九龙关内、外勤各个部门工作。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８日，原九龙关缉私税务司史铎（英籍）偕随行人员到深圳白石洲支关视察边境情况，被该支关关警扣留。事件发生后，总关税务司经蔚斐（英籍）找到护产小组负责人黄昌燮，试探能否与共产党联系营救史铎。黄立即表示可以协助联系。经蔚斐允诺，如深圳解放，他愿率九龙关全体人员脱离台湾税务司署，向北京海关总署投诚。经过秘密会谈，双方达成了８条秘密协议。此后，白石洲支关事件顺利解决，这次面谈达成的协议为随后九龙关公开宣布起义奠定了基础。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日，深圳解放。２１日，九龙关起义人员１１３４人，以激动万分的心情见证五星红旗在海关上空徐徐升起，高高飘扬。这一天，香港税务司经蔚斐通电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宣告断绝与台湾海关总税务司署的关系，保护好全部资金和关产。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接管九龙关，行使海关权力，并将九龙关改名为“九龙海关”，自此结束了６０多年一直由英帝国主义把持九龙关的屈辱历史，迅速地把九龙关改造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人民海关。

  九龙关被接管后，原来的大小２７艘缉私舰艇仍停泊在香港海面。１９５０年６月１５日，护产小组负责人黄昌燮等按照海关总署的指示，决定把缉私舰艇驶回广州。为保密，起航当天所有舰艇不开灯（包括航海必需的红绿灯），关闭全部无线电。与此同时，配备武器弹药，架好机关炮，保持高度戒备。舰艇启行不久，曾有２艘英国军舰尾随，并开探照灯向我舰艇照射。当舰艇到达国民党军舰经常出没的外伶仃附近海域时，舰艇以最高速度靠岸行驶，争取我海防部队掩护。１７日清晨，舰艇驶抵广州沙面附近，列成长阵在白鹅潭江面下锚，所有舰艇挂上新的国旗，蔚为壮观。舰艇安全抵达当天，全体船员受到了热烈欢迎。

  九龙关起义的成功，震动了香港社会各界，对当时国民党驻港其他机构的起义产生了推动作用。同时，九龙关是华南重要海关，起义后保护全部关产（包括支关１１个，结存公款港币４２０万元，职员、关警、船员１１３４人，舰艇等船只２７艘，在港房屋５幢，以及武器弹药一批，包括轻重机枪１５３挺，其他枪支１０３７支，子弹３７万余发等）及时迁回深圳，为迅速恢复口岸监管业务，保证货运和客流的正常进出，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起义回归的２７艘缉私艇，在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的战斗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九龙关起义后，原在港的机构以“九龙关驻香港办事处”的名义保留在香港，总关改设在深圳。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８日，根据海关总署关于改订全国海关名称的决定，广州市军管会海关处发出命令，九龙关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九龙海关，这就是现时深圳海关的前身。保留“九龙”关名，意在表明我国对香港拥有主权，香港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回眸

  百年风云过海关

  始建于清朝末年的九龙关，历经了清王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它的兴衰变化，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百年间中国的历史变迁。

  今天，当记者走进深圳海关陈列馆时，仿佛推开了一扇时空的大门，那些图片和实物告诉我们：九龙关从充当列强倾销商品、掠夺中国财富进行经济侵略的工具，变成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社会主义海关，多少历史烟云从上面掠过，多少仁人志士为之而努力奋斗。

  当年的海关老人告诉记者一个细节：当年，华人在海关是做不了高官的，上面的领导全都是外国人，而且还没有什么知识，只知道吃喝玩乐，华人则拼命干活。而陈列在海关陈列馆的实物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这些事实，解放前海关重要的文件签署，全都是洋文。同时，洋人员工对华人员工的管理制度，都带有歧视性质，他们可以对华人员工进行秘密考核，对他们的升迁、调动和淘汰有大量特权，而他们的薪酬高出华人员工数倍甚至几十倍。

  这就是一个没有主权的海关曾经带给我们屈辱。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１日，新生的人民政权接管了九龙关，曾经由洋人把持的海关，变成了人民的海关和国家主权的象征，百年风云过，海关终回祖国怀抱。

  人物

  ９２岁的他，是当年九龙关１１３４位起义人员中仍健在的八老之一。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２１日补发的《起义证书》这样写着“……这个起义行动是爱国的、革命的、光荣的。”

  赵树文：

  铁了心投奔新中国

  在海关家属大院里，赵树文是出了名的“五好老人”。他性格好、身体好、记忆好、讲话好、书法好。但有一差，就是耳朵背，听力差。我们的采访提问，尽量一句句写在纸上。他看懂了，呷口茶，一边回忆一边谈，恍如隔日。

  赵老出生于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江苏慈城人，在上海高中毕业后考进海关学校，实习了两个月，分到了青岛关。抗战爆发后，青岛沦陷，满目疮痍。年轻的他离开青岛，到了天津，一干就是８年。解放前的一年，他南下香港，赴任九龙关监管员。

  赵老说，“总关设在香港，主要业务在深圳，我负责货物征税、海陆缉私的监管。多是些往来小型船舶，水果呀蔬菜呀冻制品呀，关口把得很严。我这人性格随和，但原则性很强，想从我眼前溜过去，捞便宜，没门。”

  “起义行动是极秘密进行的，除了核心高层之外，包括我在内的普通员工，只了解一点风声。解放前夕，国民党连吃败仗，一片慌乱，海关控制有些顾不上。中共的地下组织、香港工委会早就打进了海关内部，做通了关键人物工作。你们去了深圳海关陈列馆，看过一幅油画，起义负责人在打麻将，其实是为了迷惑敌人，避免引起怀疑。哪怕一个小小的疏忽，都将决定起义的成败啊！”

  赵老接着说，“九龙关的七成以上员工，决心以起义方式，听从共产党调遣，投向新中国的怀抱！我接到起义指挥部的命令，参加护产小组，防止敌人破坏海关财物。于是，连夜行动，将趸船拖到香港油麻地保护起来。”

  那时候，国民党的飞机经常来袭扰，由于九龙关上下一心，加之敌机慌乱，找不到准确的投弹目标，炸弹多落在了宝安田地里。而此时，也有消息传来，说台湾方面愿以原职原薪外加大额奖金为诱饵，鼓动九龙关员工去台湾海关。“但是，吃了秤砣铁了心，我们毫不为之所动，毅然决然选择光明。”赵老掷地有声。

  就这样，原九龙关的１１３４名员工，彻底脱离了国民党的控制，在香港宣布起义。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爱国壮举，立即震撼了国际舆论，也在中国海关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九龙关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更名九龙海关，而没有像其他兄弟关那样直接采用地名，这是因为总理高瞻远瞩，要等到将来香港主权收回了，再更名不迟。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在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关口，目睹了香港回归祖国，九龙海关正式更名深圳海关。”说到这里，赵老禁不住热泪盈眶。

  在“文革”动荡时期，由于极左路线的肆虐，包括赵老在内的不少九龙关起义人员，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赵老语气凝重，“尽管如此，我们的中国情、赤子心，仍然如初，从未有丝毫后悔当年的选择，从未动摇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２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在深圳举行隆重仪式，向曾在原国民党九龙关任职的起义人员补发《起义证书》。赵老语气凝重地说。“可惜在有生之年，能享受这迟来的荣耀者不足２８０人。”我们查阅当年的《深圳特区报》，读到了这一让多少九泉之灵欣慰的文字。

  结束采访时，赵树文老人一再强调，自己只是一个普通起义人员，希望记者设法联系仍然健在的老同事，并用颤抖的手写下他们的名字——吴国进、石显纯、李湘、程鸿喜、金振亚、蔡森杰、苏泽霖。老人嗫噜着嘴唇说，“在起义斗争中，他们的贡献比我大，功劳比我高！”

叶志卫 金涌 刘静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罗湖桥上，过境人流秩序井然。（资料图片）

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在九龙关成立“护产小组”，展开秘密活动，策划护产起义。

深圳海关陈列馆以油画的形式再现当时情景。本报记者吴铠峰 翻拍

赵树文向本报记者讲述起义经历。　　本报记者吴铠峰 摄